发布日期：2024-11-03 13:27 点击次数：174
唐代诗东说念主灿若群星影音先锋在线，就知名度与影响力而言，大诗东说念主白居易堪与李杜鼎足而立。他一世“历官二十任，食禄四十年”，是中唐时期进士出身官僚士医师的典型代表。本年适逢白居易生日1250年，咱们本次讲座，就通过长安这个窗口，覆按白居易的官吏经历与生命轨迹。
白居易（公元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原籍太原，至曾祖白温时徙籍华州下邽，生于河南新郑。父亲、祖父与外祖父都是明经出身，“世敦儒业”。身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朝，享年七十五岁，存诗近三千首。在唐代诗东说念主中，白居易可谓遐龄，诗作数目更是首屈一指。自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白居易28岁，以宣州乡贡身份赴长安应进士试，至大和三年（公元829年）58岁时以太子客东说念主分司东都，从此永离长安，前后历时三十年整。在长安时刻，白居易创作了深广诗文。其中既有政处治想的凌云壮志，也有日常生活的东说念主间炊火，更充溢着“长安堵，大不易”的东说念主生体验。
“长安堵，大不易”
白居易少小时期遭受沧海横流，战乱频仍，曾随父亲宦辙寄居符离，曾经避乱越中、旅居苏杭，经历了一段曲折流离、寄东说念主篱下的岁月。在给好一又友元稹的《与元九书》中，白居易说我方襁褓之中已“略识之无”，与笔墨结下不明之缘。“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念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睡眠矣。以至于口角成疮，手肘成胝”，既是一个早慧的儿童，亦然一个刻苦的“学霸”。
由于“家贫多故”，白居易应科举的年龄比同辈士东说念主要晚一些。其《送侯权秀才序》云：“贞元十五年秋，予始举进士，与侯生俱为宣城守所贡。”时年他已二十八岁，方在族叔溧水县令白季康匡助下应宣州试。同庚冬，由宣州贡于京师应礼部进士试，从而踏上了极重的科举官吏之旅，也开启了长安之旅。次年也就是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春二月十四日，他以第四名的获利一举登第，“慈恩塔下跌款处，十七东说念主中最少年”。尔后，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应吏部书判拔萃科选试，授校书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周到尉。他在《与元九书》中回忆说念：“十年之间，三录取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荒诞之情，言外之音。
唐代科举主要有常选与制举。常选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其中以进士与明经两科最盛，进士科的竞争尤为浓烈。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谓：“进士科始于隋伟业中，盛于贞不雅、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东说念主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好意思，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东说念主。其推重谓之‘布衣韦带’，又曰‘一品白衫’；其戮力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五十少进士”的说法虽有些夸张，但也部分反应了那时的考场风习。据杜佑《通典》卷十五纪录：“其进士，大抵千东说念主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那时进士科的竞争达到寥若辰星的进度，好多士子考场蹭蹬，饱经难受。孟郊四十六岁、姚合四十岁才登进士第，韩愈自谓“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白居易则一举成名，在自后的“文场鏖战”中连战连捷，一跃成为震荡京师的考场明星，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乐天一举擢上第，来岁拔萃甲科，由是《性习周辽阔》《求元珠》《斩白蛇剑》等赋，洎百节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
唐代考场有所谓“行卷”的风习，举子们为了榜上有名，进京后多方结交名公显贵，投献诗文，求得拔擢，谓之“行卷”。白居易考场经历中的行卷逸闻，最早见载于晚唐张固的《空隙饱读励》：
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文章。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兴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说念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申明大振。
稍晚至五代时期，王定保的《唐摭言》专载考场逸闻，亦有肖似纪录，内容则愈加灵活：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长安米贵。”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东说念主》，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斯，居天地有甚难，老汉序言戏之耳！”
相比两则材料，“米价方贵”变成了“长安百物贵”，“居亦弗易”变成了口吻更为细则的“长安米贵”，顾况的谐谑性格也得以突显。尔后，《唐语林》《北梦琐言》《能改斋漫录》《全唐诗话》等书曲折传抄，《赋得原上草送友东说念主》也因为这一“治安”而名传千秋，“长安堵，大不易”成为东说念主们熟谙的成语。
对于这则逸闻，现代学者多有辨析，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与傅璇琮《唐代诗东说念主丛考》，通过对顾况生平的考据，王人合计此事不可能发生在长安。顾况于贞元三年（公元787年）至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在长安任校书郎、文章郎。贞元五年二月李泌卒，顾况即因辱弄贬饶州司户入伍，离开长安。那时白居易避乱南边，因而在长安空间内，顾、白二东说念主不可能存在“时空伴随”的情况。对此，咱们还不错举出一些干证，一是这则逸闻的“当事东说念主”留住的作品中，尚未发现附和赠答之篇什。尤其是白居易文集保存完好，对顾况这位可能的“射中贵东说念主”，并无片言只字说起。二是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我方“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白居易的父、祖辈出身明经，王人为场所公差，朝中并无沾亲带故的五侯七贵扶携他。他的考场告捷，熟悉个东说念主奋斗、寒门逆袭。三是唐代闻明文人科举之前的经历，时常费解不清，为“功德者”虚构提供了空间。四是时期配景使东说念主们热衷于传播考场逸闻。白居易生活的时期，日本学者妹尾达彦合计是一个面向九世纪的转型期：“白居易生活的八世纪末到九世纪前叶的时期，恰恰从基于门第的社会阶级变成，到基于科举考验功绩的统治阶级的变成之过渡时期。”合适的时期、地点、东说念主物与作品，提供了出身这类逸闻的合适泥土。
在长安的宦海浮千里
在首尾三十年的长安堵住时刻，白居易先后在文书省、翰林学士院、门下省、京兆府、东宫、礼部、中书省、刑部等官府任职，从正九品上的校书郎作念到了从三品的文书监，也经历了贬官江州、外放苏杭的政事崎岖。
白居易于《省试性习相遐迩赋》题下自注云：“中书侍郎高郢下试，贞元十六年二月十四日登第，第四东说念主。”按唐代的科举轨制，进士登第仅仅赢得出身与经历，释褐为官还需要通过吏部选试。白居易在回乡探亲之后，复返长安应吏部科目选，于十九年登书判拔萃科，释褐文书省校书郎。同期录取者有元稹、崔玄亮等共八东说念主，成为日后的同说念与好友。文书郎是正九品上的小官，却是白居易宦海生计的起初。其职任据《通典》载：“掌校阅文籍，为文人起家之良选。其弘文崇文馆、文章、司经局，并有校书之官，王人为好意思职，而文书省为最。”文书省又称“兰台”，既是藏书校书之司，亦为国度储才之所。白居易自谓“小才难大用，典校在文书。三旬两入省，因得养顽疏。”事任空闲，余睱颇多，其间返乡符离，“徙家秦中，卜居渭上”。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元稹、白居易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制举录取。元稹入第三等（甲等）授左拾获，白居易入第四等（乙等），以“诏策语直，不得为谏官”，授周到尉。县尉“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切断追催，收率课调”，地位卑微而事务繁剧，是以白居易一再说“一落风尘下，方知为吏难”（《酬李少府曹主座舍见赠》）、“一为趋走吏，尘土不开颜”（《周到县北楼望山》）、“恻隐趋走吏，尘土满青袍”（《权摄昭应早秋书事寄元拾获兼呈李司录》）。但周到属京兆府，是所谓畿县，作尉畿县是文人晋身的好意思职，唐东说念主封演的《封氏闻见记》曾列举从初入宦途到跃升宰辅的升官“八隽”，校书郎、畿县尉等职位列其中。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秋冬之际，白居易很快等来了教训的契机，先是充京兆府试官，事毕为集贤校理，十一月五日“对策高第，擢入翰林”，三者王人为差遣兼职，此时白居易的职事官仍为周到尉。至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四月拜左拾获，仍充翰林学士。左拾获属于门下省，品阶从八品上，“掌供奉讽谏，跟随乘舆。凡发令举事有未便于时，别离于说念，大则廷议，小则上封事”（《唐六典·门下省》），属于谏官系列的职事官。翰林学士则供奉于内廷，掌进犯制诏的草拟，代皇帝立言，相配于皇帝的文书与参谋人，时东说念主“号为‘内相’，以为‘皇帝私东说念主’”（《唐六典·门下省》），地位绝顶尊崇。白居易《论制科东说念主状》云：“职为学士，官是拾获”，对此两职颇为自矜。对于拾获一职，白居易更有强烈的身份认可，其《初授拾获》以杜甫陈子昂两位先贤激发我方，云“惊近日间光，惭非青云器。皇帝方从谏，朝廷无忌讳。”诗歌的曲调是自谦而自重的。此期的白居易弘扬出强烈的政事眷注，“誓心除国蠹，殊死犯天威”（《答和诗十首·和阳城驿》），他的深广政事讽喻诗也作于此时。
动漫X元和五年（公元811年）五月，拾获秩满，依例可迁补缺，白居易因服待老母，遴荐了俸禄更高的京兆府户曹入伍，但却因此脱离“清望官”轨说念。《初除户曹喜而言志》：“浮荣及虚位，王人是身之宾。只有衣与食，此事粗关身。”京兆府户曹是父母官，诗中所谓“荣与位”省略指“清流”官职之尊崇的地位与声望。元和六年四月，丁母陈夫东说念主之丧，退居下邽。元和九年冬还朝，授太子左赞善医师。这本是一个闲职，但在武元衡遇刺事件中，却被加上越职言事罪名贬为江州司马。元和十四年量移忠州刺史，次年夏穆宗即位被召还朝，拜司门员外郎，年末转主客郎中、知制诰。经过数年的宦海浮千里，白居易与僚友们中书宿直时万分感触：
闲宵静话喜还悲，离合穷通不自知。已分云泥行异路，忽惊鸡鹤宿同枝。紫垣曹署闹热地，鹤发郎官老丑时。莫怪不如君气息，此中来校十年迟。（《初除主客郎中知制诰与王十一李七元九三舍东说念主中书同宿叙旧感怀》）
诗中既有久谪终归之喜，也有自伤迟暮之悲，更有世事无常之叹。长庆元年（公元821）六月加朝散医师著绯，了却白居易一桩“心愿”。十月，拜中书舍东说念主，这是“词臣”系列的最高职位，此职“专掌诏诰，陪伴，署敕，宣旨，劳问，授纳诉讼，敷奏文表，分判省事。”堪称“文人之极任，朝廷之盛选，诸官莫比焉”（《通典》）。对舍东说念主一职，白居易弘扬出强烈的身份认可，其后下野刺杭时亦云：“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东说念主诗”（《醉戏诸妓》）。
在中书舍东说念主任上，白居易勤于王事，严容立朝，亦在新昌卜宅，似有常住长安之意。然则任中书舍东说念主不到一年，即在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七月外放为杭州刺史。史载：“时皇帝荒纵犯科，在野非其东说念主，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皇帝不可用，乃求外任。”皇帝昏庸，朝臣纷争，白居易刚刚燃起的政事眷注又被阴沉的政局浇灭。其后购置履说念里宅，已是宦情日薄，意属洛阳。敬宗时自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出为苏州刺史，文宗时为文书监、刑部侍郎，辞官后以太子客东说念主分司东都，从此永离长安。
在长安的居所轨迹
自唐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四月，白居易退居洛下，至唐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死一火，凡十七年，一直假寓洛阳。在宦游长安首尾三十载中，猬缩返乡、贬官、外任等，白居易实质在长安的时辰约十二年，却换了六处不同的住宅。白居易谒顾况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功德者虚构的演义家言，不一定相宜历史真确，但“长安堵、大不易”确为白居易京城生活的真确写真。
白居易在长安频繁搬家，跟着职务的变动，基本上过着浪迹天涯的生活。先后在街东常乐坊、永崇坊、新昌坊、宣平坊与昭国坊租房而居，年届知天命方才在新昌坊购买了属于我方的宅第。长安俗称“西富东贵”，文东说念主士医师多在朱雀大街之东，白居易的六次搬家也荟萃在街东中部地区。字据其诗文，咱们不错勾画其在长安的生活轨迹。
1.常乐坊。白居易《养竹记》云：“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选登第，授校书郎，始于长安求假居处，得常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常乐坊位于东市之东，地处今天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校园内。白居易一世雅好松竹，此处环境清幽，“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酤”。此时诗东说念主官居文书省校书郎，尚未成婚，相比目田。《常乐里泛泛偶题十六韵》写说念：“茅庐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多余。既无衣食牵，亦少东说念主事拘。”
2.永崇里。白居易《策林序》云“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不雅，闭户累月，揣摩现代之事，组成策目七十五门。”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春，白居易退掉常乐里宅，与元稹、周谅等东说念主入住永崇里华阳不雅，准备制科考验。较之常乐坊，永崇坊偏南，离东市较远，为幽僻之坊。《永崇里不雅居》云：“永崇里巷静，华阳不雅院幽。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制科登第，授周到尉，就此放胆华阳不雅生活。
3.新昌坊。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春，白居易与杨凭屡有交游，此年秋调入长安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冬十二月拜翰林学士，因借宿杨家，有诗《宿杨家》：“杨氏弟兄俱醉卧，披衣独起下高斋。半夜不语中庭立，月照藤花影上阶。”尔后白居易迎娶杨汝士妹，租住新昌坊，有诗《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诗云：“晚松寒竹新昌第，职居密近门多闭。日暮银台下直回，故东说念主到门门暂开。”此时白居易充翰林学士，银台门是入学士院必经之门。其《早朝贺雪寄陈山东说念主》云：“长安盈尺雪，早朝贺君喜。将赴银台门，始出新昌里。上堤马蹄滑，中路烛炬死。十里向北行，寒风吹破耳。”
4.宣平坊。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白居易罢左拾获，改官京兆府户曹入伍，退新昌坊，赁于宣平坊奉母而居。《初除户曹喜而言志》云：“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喧喧车马来，贺客满我门。”据《襄州别驾府君事状》，白居易母陈夫东说念主于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四月三日卒读于长安宣平里第，白居易遂退居下邽丁忧。
5.昭国坊。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冬服除之后，白居易重返长安，任太子左赞善医师，赁居昭国坊王家，至次年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八月出贬江州。这是白居易六处居所中最南最远的一所，位至今西安市大雁塔北。官闲地僻，但属于供奉官，仍需早朝，因而白居易宝贵友东说念主说：“远坊早起常侵饱读，瘦马行迟苦费鞭。一种共君官职冷，不如犹得日高眠”（《初授赞善医师早朝寄李二十助教》）。昭国居所的环境也很优好意思：“柿树绿阴合，王家庭院宽。瓶中鄠县酒，墙上终南山。”虽居城里，犹在山中。
6.新昌坊。与元和初租住在新昌坊不同，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二月白居易购置新昌宅。此时已届知天命之岁，这亦然那时唐朝长安多数官员购房置业的平均年龄。新昌坊有青龙寺、崇真不雅等寺不雅，地势高畅，为登览胜地，张礼《游城南记》载：“乐游之南，曲江之北，新昌坊有青龙寺。北枕高原，前对南山，为登眺之绝胜。”此坊东南近延兴门，出城便利。先后有崔群、牛僧孺、李绅、姚合等东说念主于此卜宅，变成了一个文臣探讨区。白居易住宅面积不大，甚而有点短促：“阶庭宽窄才容足，墙壁上下粗及肩。”（《题新房寄元八》）但虽非豪宅，却颇为欣忭，《卜居》写说念：“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驻足。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飘动木偶东说念主。但说念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折射出诗东说念主一贯的称心常乐心态。
白居易在《诏授同州刺史病不履新因咏所怀》诗中说：“鹤发来无尽，青山去有期。无餍惟怕闹，家口莫愁饥。卖却新昌宅，聊充送老资。”退居洛阳七年后，这处宅第终于在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卖掉，从此白居易也十足肃清了对长安的牵念。
兼济与独善变奏的文体复调
长安既是唐代的政事中心与文化中心，亦然文体创作与传播的中心。白居易任职长安的前期，从元和初到贬官江州的十年，可谓志在兼济的十年。宪宗即位之初，“慨然愤发，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士东说念主风习颇为立志，加以动作新兴进士集团首领的裴垍亦在相位，对元稹、白居易等东说念主多有扶携。这一时期的白居易创作了以《秦中吟》与《新乐府》为代表的深广政事讽喻诗，践行传统的儒家诗教方针。
其《秦中吟十首》序云：“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与元九书》亦云：“自登朝来，年事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东说念主言，多询时务；每念书史，多求理说念。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两小序字透露着强烈的本质关怀，不错视为其诗学想想的纲要。
通行不雅点合计，江州之贬可谓白居易文体与想想的分水岭。贬官江州之后，政事环境的复杂多变，使白居易的想想发生了权臣变化，由“兼济天地”一变而为“独善其身”。其实，白居易的想想呈现为渐变的流程，兼济与独善是其想想谱系中此消彼长的南北极，时有舞动，犹如变奏的复调。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将我方的诗歌八百余首，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对讽喻诗与闲适诗最为酷好：“自拾获来，凡所遇所感，对于好意思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又或退公落寞，或移病泛泛，称心保和，吟玩性格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说：“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可见这两类诗代表了白居易想想中“兼济”与“独善”的两个侧面。
值得防范者，白居易在入仕之初，其实即有恬然处之、独善其身之意，《常乐里泛泛偶题十六韵》发轫就说：“帝都名利场，鸡鸣无安堵。特有懒慢者，日高头未梳。”他东说念主的“名利场”与自家的“安堵所”对写，颇有闹中取静，苦中作乐的意味。同庚作《早春独游曲江》：“慵慢疏东说念主事，幽栖遂野情。回看芸阁笑，不似有浮名。”亦示东说念主以疏懒形象。《长安泛泛》云：“风竹松烟昼掩关，意中长似在深山。无东说念主不怪长安住，何独没日没夜闲？”更是把华贵的长安城视为隔离尘世的深山。作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的《早送举东说念主入试》：“而我常晏起，虚住长安城。春深官又满，日有归山情。”逃匿之情比比王人是，这惟恐不可视作简短的文体修辞，而是白居易心中早已埋下的种子。
长庆还朝时期适逢堂弟白敏中进士登第，白居易作诗勉励：“自知群从为儒少，岂料词场中第频。桂折一枝先许我，杨穿三叶尽惊东说念主。转于文墨须钟情，贵向烟霄早致身。莫学尔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丝纶。”（《喜敏中登第偶示所怀》）他从少小二十岁的堂弟身上看出我方确畴昔影子，在自伤之叹中亦有自振之意。
长安的为官经历赋予白居易作品出奇的真义，他因文而得官，也应官而作文。《旧唐书》本传称：“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校阅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王人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正人多之，而时常流闻禁中。章武皇帝纳谏想理，渴闻谠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拾获。”其间，他创作的那些革新朝野的讽喻之作，亦然对左拾获这一政事牵涉的文体回话。
渐行渐淡的长安情结
唐代文东说念主多有深厚的“长安情结”。令狐楚《赴东都别牡丹》有云：“十年不见小庭花，紫萼临开又别家。上马外出总结望，何时更得到京华。”回望中有不舍的精神依恋。刘禹锡和作云：“平章宅里一栏花，临到开时不在家。莫说念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海角”（《和令狐相公别牡丹》），一出春明门，即有海角之叹，弘扬出唐代文东说念主的恋京情结。
白居易的长安情结经历了从疏离到认可、从留念到漠然的嬗变。他的长安初时印象是在孤苦孤身一人无依中开启的：“外出恻隐唯独身，弊裘瘦马入咸秦。冬冬街饱读尘间暗，晚到长安无主东说念主”（《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这是贞元十五年冬天初到长安时的印象。次年春放榜前他似乎依然郁郁不乐：“喧喧车骑君主州，羁病无心逐胜游。明月春风三五夜，万东说念主行乐一东说念主愁”（《长安正月十五日》）。
当长安汲取了白居易，长安就成了其难以割舍的精神家园，贬官江州时恋阙望京成为此期一大主题。未到江州白居易就相通总结：“且愁江郡何时到，敢望京都几岁还”（《舟行阻风寄李十一舍东说念主》），江州的山川风景勾起诗东说念主对长安的顾忌：“新雪满前山，初晴晴天气。日西骑马出，忽有京都意”（《江州雪》），甚而作念梦也想回长安：“夜梦归长安，见我故亲一又”（《梦与李七、庾三十三同访元九》）。
外放杭州离长安时，《初出城留别》就弘扬得绝顶漠然：“朝从紫禁归，暮出青门去。勿言城东陌，即是江南路。扬鞭簇车马，挥手辞亲故。我生本无乡，快慰是归处。”在杭州时的《食饱》则乐不想归：“谁知利名尽，无复长宽解。”
大和三年（公元829年）春末，白居易称病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客东说念主分司东都，从此历久离开长安。此时的诗东说念主感触系之，写下《长乐亭留别》：
灞浐风烟函谷路，已经几度别长安。昔时蹙促为迁客，本日沉稳自去官。优诏幸分四皓秩，祖筵惭继二疏欢。尘缨世网重重缚，追想方知出得难。
白居易自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赴京应举之后的三十年间，曾屡次相差长安。从贬谪江州的恓惶无措到退居洛下的沉稳去官，从“昔时”的迁谪之感、怨恋交汇，到“本日”的身外之闲、淡泊明志，折射出诗东说念主长安情结的悄然变化。长何在诗东说念主心里渐行渐远，最终成为远逝的配景。
晚年退居洛下时期，诗东说念主对长安与洛阳不息对写：“君归北阙朝天帝，我住东京作地仙”（《酬别微之》），“新昌小院松当户，履说念幽居竹绕池”（《吾庐》），“西京闹于市，东洛闲如社”（《菩提寺上方晚望香山寺寄舒员外》）。大和四年（公元830年）在洛阳作《新雪二首》其二云：“不想朱雀街东饱读，不忆青龙寺后钟。唯忆半夜新雪后，新昌台上七株松。”早期深长的留念已淡化为称心的感触。
白居易晚年秉执“中隐”的东说念主生作风。其《中隐》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生僻，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这并非透顶的逃匿，忆及翰林旧友云：“同期六学士，五相一渔翁”（《李留守相公见过池上泛舟举酒话及翰林往事》），若干照旧有些不甘。白居易晚年的诗，执意肃清了早期的自矜与自执，融入了太多的自放与自适，但也不免带上显然的自怜与自伤。
梳理白居易在长安的官吏与生活，咱们不错看出，从初盛唐到中晚唐，长安从承载文东说念主凌云壮志的听说都会，徐徐演变为充满生动怒息的炊火东说念主间。以文体史角度谛视，这也绚丽着唐宋文体从听说性到日常化的演进，白居易其东说念主其作可谓这一瞥型的典型代表。文体作品既呈现出作者本东说念主的文体史、政事史，也蕴含着生活史与心态史，覆按白居易的官吏经历和生活轨迹，不错规复文体创作的配景与环境影音先锋在线，从而重建文体行动的历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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